张效彬先生的“大义”

2018-04-16 10:10:58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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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予所收蓄 永存吾土——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颇引人瞩目,这使我忆起当年到张伯驹先生后海寓所拜访他时的情景,真是恍如隔世。由此想到张效彬先生,他在收藏界和鉴赏界的名气并不逊于张伯驹先生,藏品也在身后捐献给了国家博物馆,真应该给他办个展览,而且今年三月恰好是他逝世五十周年。

提起张效彬先生,现在的收藏鉴赏界恐怕是知者不多。然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在鉴赏和收藏文物方面是极有名气的。按旧时代称谓,我应称他“太老师”,因为先父曾拜他为师,学习鉴赏。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父亲与张效彬先生的夫人张玛丽女士同在对外贸易学院(今对外经贸大学)俄语系任教。父亲受家庭熏陶,喜好收藏字画,经张玛丽介绍,始拜张效彬先生为师,因而父亲常带我去后海北岸鸦儿胡同内的张宅拜访。张先生生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号敔园主人,河南固始人,其父为清光绪年间担任过吏部侍郎的张仁黼,同样长于鉴赏,其收藏章曰“镜涵榭”。张效彬先生二十岁时考中秀才,两年后负笈于英国剑桥大学,获政治经济学学士学位;宣统三年(1911年)归国,经朝廷考试,授进士出身,任职于京师法政学堂;清廷覆灭后,他供职于北洋政府外交部,先后任驻帝俄、彼得堡等地领事,十月革命后始归国。后来,他拒绝去南京政府外交部报到,更在抗战中严拒世交王揖唐诱邀出任伪职,而去辅仁等几所大学任教。

张效彬先生精于鉴赏,广为收藏,其斋名曰“二十砚斋”,即为他收藏了二十方古砚。“文革”中,他的收藏被抄一空,夫妇二人以“特务”罪名被捕入狱,均被迫害而死。“文革”后老人被昭雪,后代将珍贵文物悉数捐给国家,其中有宋拓颜鲁公多宝塔,据说是国内现存最好的拓本。他的藏品不仅有碑帖,还有商周鼎器、元明字画,其珍贵精绝,在当时的文物界及文化界无人不知。当然其中的一些珍品是从他父亲张仁黼手中传下来的,比如倪瓒、文徵明、唐寅、仇英、沈周、董其昌等人的字画。我记得张效彬先生所居处是一座三进四合院,外院是倒座,后院是一排北房,正院客厅摆放着各种青铜鼎器、香炉、碑帖、砚台、古籍……客厅墙壁和后院房中各悬字画,加上各处堆放,俨然如文物仓库一般。听我父亲说,张效彬先生的很多书籍因无法在家中妥善安置,只得存放在不远处的广化寺中。

上世纪六十年代,故宫博物院曾几次用重金拟聘张效彬先生为专家,但他以懒散之人为由婉言谢绝。父亲问他:“为何不去?”答曰“不食周粟”,但愿尽义务。由此可见他精于鉴赏的名气之大,也可约略窥见他的“怪脾气”——他留学时学的是经济,回国后却偏要在大学讲《经史百家杂钞》;他出入厂甸地摊和古董店,只要遇见一件真货即可满足一年生计,但他即使有钱,出门无论远近从不坐车;又如凡步行来拜访他的,他一定回拜,假如坐车而来,他决不回拜且当面告诉来者:“敝人无车,恕不回拜。”“文革”抄家时,张效彬先生以毕生心血收藏的文物装了几卡车,他竟然全部用报纸包住、捆好,叮咛复叮咛:“千万保护好,交给国家。”但老人夫妇换来的却是一顿斥责。已故的张中行先生曾记叙过他在隔壁听到的抄家暴行,那时老人已八四高龄了!

张效彬先生的夫人张玛丽女士是当年随他领事任上做秘书的白俄小姐,因慑于十月革命,随他归国,后来便嫁给了他。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张女士一直在外贸学院任俄语系主任,精擅英语、法语和德语。张老先生听得懂英语但不太懂俄语,张女士则不擅中文,因而我随父亲去他家时,总会听到父亲与张效彬先生交谈用汉语,张效彬先生与他夫人交流用英语,我父亲与张玛丽女士交流则用俄语,只有我茫茫然。这中、俄、英三种语调此起彼伏的场景,今天回想起来,总觉得好笑。

鸦儿胡同的张寓是名人荟萃之地。门前悬的“固始张”小匾牌,即为陈叔通所题,诸如郭沫若、陈叔通、邓拓、启功等人皆为常客。张中行先生即住在他隔壁,常过往请他鉴定所收之砚。徐悲鸿先生也是常客,1949年某日他来此拜访时,张效彬先生请他观赏董其昌自题画像册页,徐“惊其神妙”爱不释手,告辞后一直“辄萦梦寐”。两年后,徐悲鸿托人求张效彬先生割爱,不允;又过两年,徐悲鸿让廖静文恳请启功先生与张效彬先生磋商出让册页,张老遂被感动而释手。而郭沫若去拜访老人时,据说常会探讨郭老所著《十批判书》中的观点,并因此争论不止。老人崇尚儒家,著有《孔子真谛》、《大学浅解》等,曾自印油印刻本,分赠友好。

1962年,张效彬先生在其八十岁时立下遗嘱,拟在私宅建“志成私人博物馆”对外开放(馆名取“有志者事竟成”之意),并立下“馆志”,声明百年之后,不遗子女,将父子两代所藏文物捐给国家。当时郭沫若、陈叔通等人均在“馆志”上签字,我父亲作为证明人也列名签字。我与张效彬先生在天津的后人曾有过通信,说过虽因“文革”发生博物馆化为泡影,但后代将文物捐给了国家,在我印象中,连张效彬先生的私宅也一并捐出了。依今天的眼光审视,张效彬先生的思想或许有些守旧,像他的父亲张仁黼那般刚直清廉、崇尚儒家,从他总着长衫袍褂即可见其心,虽然思想守旧、脾气怪异,但他还是很爱国的,日伪时期拒绝伪职即为明证。上世纪四十年代,张效彬先生将收藏的元四家之一王蒙的《桃花源图》视如拱璧,一年中只有生日那天才焚香请朋辈弟子拜观。我父亲曾带我观过此画,虽然少不更事,但如今想来也是极有眼福。他曾对我父亲说:“百年之后,所有藏品捐给国家,此画赠与你,以作为老师的心意。”可见他是一个重情之人。此画英国人曾欲以五万英镑购买,在当时这可不是小数目,但被张效彬先生凛然拒绝,他还藏有一件周鼎,是一套(共三件)中唯一留在中国的一件,外国人每以巨款求购,他断然不允;但国家低价收购时,他却慨然出让。

张效彬先生在庭院里种了几株枣树,结的枣都是葫芦形的,每次他都会微笑着送我一些枣儿、糖果之类的吃食。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夏天,他邀请我父母去香山度假,还特别叮嘱要带我和弟弟同去。面对老人的邀请,父亲大概无法拒绝,我们兄弟二人得以享受了一次奢华的旅程。包括所下榻的香山饭店及整个香山景区,幽静之极,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文革”伊始,父亲不再去张效彬先生那里了,每当我问起时,他只有叹息。听父亲讲,这位与世无争的瘦小长髯的老人,死在狱中时已然八十六岁了。(朱小平)

责编:季冉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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