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的历史智慧 汉武帝为何"独尊儒术"

2018-01-12 09:48:32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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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评价汉武帝“雄才大略”。汉武帝当朝大臣汲黯却当面批评自己的“老板”:“内多欲而外饰仁义!”搞得汉武帝十分尴尬,“默然良久”。退朝后对身边的近臣说,汲黯这家伙太粗暴了!

根据董仲舒的意见,“《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可是,当今的局面是,“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搞得“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因此,他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那么,“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资治通鉴》卷十七)

董仲舒的这个建议,有利于巩固大一统王朝,也符合那个时代的需要。为此,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提升六经和儒学地位的政策。比如,设立五经博士,建立太学,招收博士弟子员五十名。更重要的是,“经明行修”(熟悉六经,修养品行),射策选士,成为士人进入官场获得利禄的最重要途径。官府的引导作用,自然使得天下的读书人“靡然乡风矣”。

但是,就汉武帝用人实践来说,绝对是不拘一格的。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首先,他们都能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做出成绩,建立功业,如公孙弘为相、倪宽为左内史及御史大夫,赵禹、张汤主管法律工作,司马迁、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张骞、苏武的外交风采,卫青、霍去病的战功,霍光、金日磾作为顾命大臣的作为,等等。可见,是否儒学出身,有多少儒学水平,不是汉武帝用人的绝对标准。相反,就儒学知识素养来说,董仲舒(前179-前104)远远超过公孙弘(前200-前121),而且足足比公孙弘年轻21岁。但是,公孙弘心思比较灵活,具有实际政务操作能力,得到汉武帝重用,官至宰相。对于比较迂阔的董仲舒,汉武帝却是嘉许其说,而不重用其人。

其次,这些官员虽然不是儒生出身,但是他们或者在道德品行上有上乘的表现,不悖于儒家的价值观;或者努力向学,向儒家价值观靠拢。前者如石建、石庆为人笃实,汲黯、卜式为人质直,韩安国、郑当时为人忠厚。后者最典型的是张汤,本出身文法吏,但是,自从知道部下倪宽以经书判案狱,得到汉武帝的肯定,张汤“由是乡学”,重用倪宽帮助自己“以古法义决疑狱”。

总之,汉武帝的所谓“独尊儒术”,首先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倡导,统治秩序的构建,社会行为的规范,即所谓“教化”的功能。为了将这种意图贯彻下去,必须有制度化措施,作为保障和驱策工具。于是,就有了太学和博士弟子员的设置,有了征辟、察举的入仕途辙。然而,在实际的治国理政操作中,汉武帝是非常务实的:“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

可以这样说,就仕进渠道而言,朝廷并不崇尚法家和纵横家;另外一方面,在实际人才选拔中,又是不拘一格,注重实际干才。这样就出现了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这里并不矛盾。尊崇儒术,是道、是经,悉延百端之学,是术、是权。不变的原则(经或者道),与变化的世界,难免有不完全契合之处。于是,就要采取变通的措施和做法,这就是“权变”。

可是,外儒内法,也不能仅仅要从“道”与“术”、 “经”与“权”的角度去理解。这还涉及利与弊、时与势的关系问题。

有一利,必有一弊。我们都知道,汉武帝“独尊儒术”(尽管此“独尊”兼容并包“百端之学”),有利于纠正汉初陆贾、贾谊提出的道德滑坡、社会失序问题,对于后来的中国历史发展也影响深远。儒学的教育深入人心,到了西汉后期,特别是东汉,儒学成为一种神圣化了的意识形态。于是,腐儒、陋儒、伪儒、神儒(谶纬化了的儒学)也纷纷出现。汉元帝为太子时主张“纯用儒生”,已经令汉宣帝忧心忡忡:乱汉家天下者,必太子也!王莽更是成功地借谶纬化的儒学,为取代西汉王朝造势。东汉儒学的影响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同时“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伪君子也比比皆是。于是,才有“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魏晋风度出现。这就是利而生弊。

怎么解决利中有弊的问题呢?这就涉及“时”与“势”的问题。社会的发展,时势的变化,对于治国之道、化民之术,也需要与时俱进。如何做到张弛有度、刚柔兼济、礼法合治、德刑并用,考验着执政者的政治智慧和治理能力。所谓审“时”度“势”,就有这个意思。如果不懂世异,不知时移,就会胶柱鼓瑟,适得其反。假如把由此而产生的问题,归罪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就十分可笑了。


责编:季冉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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